今年新冠肺炎爆发后，84岁的钟南山院士的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SARS爆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而信任的源头，恐怕就是钟南山在医生、科学家、知识分子、委员和代表等多重身份之下，仍然坚持的那个简单的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

不只想做医生

84岁的钟南山有一件事一直在坚持，那就是周四下午的门诊。每到这一天，很多人慕名而来，门诊室、候诊区，甚至连走廊都挤满了来看病的人。只有坐在诊室里，环绕在钟南山头顶的各种名号和头衔才能一一剥去。这里的钟南山只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医德，觉得最重要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

钟南山出生在医学世家。他的父亲钟世藩是儿科专家，在70岁高龄和身体多病、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编写了儿科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有50多万字。母亲廖月琴曾担任广州肿瘤医院副院长，是护理学专家。跟着父母在医院长大的钟南山打小耳闻目睹父母对待病人的态度。

做医生是钟南山的愿望。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他在毕业10年内一直与医生这个职业相距有点远。由于父母的身份问题，钟南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从1960到1970年，他在学校当过辅导员，待过放射医学教研室，后来还去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直到1971年，他才从北京回到了广州，回到广州的钟南山已经35岁。医学是一门看重经验的学科，除了大学三年半的学习，钟南山在这个领域可谓毫无优势，他被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科。没多久，他就闹出了岔子，有一名病人因为消化道出血被送到急诊科，钟南山却将对方诊断为结核病，还主动请缨将病人送往结核病防治所。这一事情使得钟南山成为医院指指点点的对象，“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受了刺激的钟南山自此开始发奋努力，跟着医院的大夫学习诊断和治疗，晚上回家还会继续做功课。当时的同事还记得，两三个月内，粗壮健硕的钟南山就小了一个码，原本圆头满腮、笑口常开，现在确是颧骨凸显一脸严肃，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但8个月后，同事们发现钟南山变得不只是外表，能力也“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了”。

特殊的一年

2003年被钟南山称为“特殊的一年”：遇到很多未知的课题，无章可循，自己一天要做出几天的工作，包括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制订国家规划。“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引发这一“特殊”性质的是SARS（非典型肺炎）的爆发，此时，钟南山已经67岁。2002年底“非典”病例最早在广州出现，钟南山在12月22日碰到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对方是从广东省河源市转院到钟南山所在医院的，病症表现有些奇怪：持续高热、干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2003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曾光说，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控期。一直到2003年2月，“非典”在广州大爆发。曾光说他在给北京市领导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切断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省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SARS之后他才知道疾控中心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4月18日的发布会通知，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为了弄清这个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4月20日，由于防治“非典”不力，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同一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混乱和恐惧之中，人们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也因为SARS，钟南山在公共领域范围内更广泛地被人熟知。

文章来源：《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whyjglgbxyxb.cn/qikandaodu/2021/0317/8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