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与城市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土地孕育了方言，方言的使用与表达代表着地域文化。武汉地处中部，城乡气质浓厚，关于武汉的城市影像多是游离在大都市繁华之外的，以一种简朴、繁乱的气息呈现在观众眼前。武汉话往往会给人一种泼辣爽快、雷厉风行的感觉，使得以武汉为背景的城市电影能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感和浓郁的江湖气息。武汉方言电影几近真实地展现了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下城市底层人物的历史阵痛，从小人物的视角折射出社会传统迷失、人性善变、物欲横流的市井生活。

一、地域文化的再现与真实感的营造

方言是影片在地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极其逼真地呈现了那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地域质感，弥补了电影画面中无法企及的城市景观和生活文化，增强了城市影像的真实空间塑造能力。武汉方言电影能让观众感受到武汉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城乡变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下形成的浮躁的社会环境。

武汉方言电影集中展现了城市的市井文化和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方言是一个城市市民的缩影与写照，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体现。王超的《江城夏日》选用武汉籍演员田原扮演主角李艳红。李艳红的爸爸李启明曾是一个城市文化人，却被下放农村，当他重返武汉时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五光十色的夜总会、鱼龙混杂的筒子楼，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增加了城市的高度和物质的纵横，但也让女儿成为陪酒女，儿子因偷盗而丧命。在方言电影中，武汉话成为一种标签，代表了底层人们的草根文化，是一种现实状态提炼出来的在地化表达。《万箭穿心》里李宝莉与闺蜜聊天时形容李宝莉的新家在风水上是万箭穿心，李宝莉立刻反驳道：“么叫万箭穿心，我就不信这个邪，奶奶小宝都得我罩着，我越是要说这是万丈光芒！”《万箭穿心》电影的英文译名就是“Feng Shui”，风水文化在思想还没完全开放的城市里仍保留着一席位置，在武汉影响颇深，这是传统文化留下的时代印记。《万箭穿心》真实地还原了当年汉正街商品市场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武汉城市嬗变过程中所裹挟着的市井文化生活的展现。

而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则试图以一种写实的手法表现现实和梦之间的美学影像。虽然刁亦男延续了《白日焰火》中抹去现实城市景观特征的表现手法，但是导演将拍摄地设置在武汉，选用非武汉籍演员要求他们学习武汉话，并大量采用武汉本地的群演，让观众认为这个南方车站就在武汉。主角刘爱爱与周泽农在轻轨下初次见面时，刘爱爱的一声“拐子”就把故事带入了武汉的下雨天中。周泽农所属的团伙在内部相互争夺地盘时谈到的兴业街、解放路、宏基路和胜利街都是武汉真实存在的道路，影片在看似高度真实的图景中又超越了现有真实的城市环境。在演员的对话中仍然能听到武汉特有的俚语，例如“不服周”“你盒我”“差火”等，能让观众感受到城市特有的烟火气息。那些嘈杂的集市、垃圾成堆的筒子楼以及市民跳舞的广场都是武汉城中村景观的真实再现。这些视听语言是在还原导演刁亦男的社会洞察，而那些指向被时间遗忘的社会空间则使影片更富有社会性。

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具有本土特色，能够作为观众辨别地域文化的声音符号，构成地域文化的一种标准样式。方言影片不仅仅把目光锁定在灯红酒绿的摩登都市，更是聚焦了中国在高速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反映了当下剧烈变革中的城市面貌与人的状态，展现了中国地域的多元文化。

二、底层边缘人物叙事与女性形象塑造

方言电影能够充分地展现边缘化群体的底层生活，审视飞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力图让观众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底层民众的无尽苦难。武汉方言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仿佛天生就带着武汉人侠肝义胆、粗糙火爆的性格特点，她们或与外部世界的传统观念抗争，或与自身人性的枷锁反抗。影片中的武汉女性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但从不妥协，可歌可敬。

《万箭穿心》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武汉。李宝莉老公马学武因升职而分到了新房，但这新居却没有给李宝莉带来幸福，反而导致了她未来几十年的悲剧人生。马学武向李宝莉提出离婚，李宝莉忍痛举报老公嫖娼，导致马学武跳江自杀。李宝莉不得不做一名“扁担”挣钱养家，然而她的辛劳却没有换来儿子小宝的理解。虽然李宝莉是城里人，但文化水平不高，一辈子都在汉正街做工，所以她嘴边总挂着“狗日的”“婊子养的”“老子”等脏话。方言中的粗话和脏话有着普通话不可比拟的地道和丑陋，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最真实的体现。武汉户口的李宝莉下嫁给了农村人马学武，在这段婚姻中男性弱势、女性强势构成了两性关系的不平衡状态。《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是武汉女性的真实再现，不仅在于她说话时的语音语调，更在于她用武汉话表达情绪时显露出来的坚韧勇敢、不愿服输的生活态度。影片对女性的弱者形象进行了一次有力的颠覆，真实立体地表现了生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鲜活人物。

文章来源：《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whyjglgbxyxb.cn/qikandaodu/2021/0611/1601.html